LAOGEEK

 

金陵中山东路，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一幢褐红色四层楼古朴端庄，楼顶两边竖立着两块醒目的牌子——全军普外研究所和全军肾脏病研究所。

一楼两主。西边普外研究所所长是哥哥黎介寿院士，东边肾脏病研究所所长是弟弟黎磊石院士。兄弟俩同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

入夏以来，这幢楼里喜讯频传：5月2日，普外研究所收到英国伦敦帝国大学请求派学生进修的来函；5月23日，肾脏病研究所接待了美国布朗大学6名专家来访。

历史的万花筒，折射出一个国家医学科技进步的缩影。兄弟院士攀登世界医学高峰的历程，正是一代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生动写照。

一个把肾脏病研究推向世界前沿，一个开创了亚洲小肠移植先河。兄弟院士以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不断向世界医学高峰攀登

1982年，黎磊石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二届亚太地区肾脏病学术会议。由于当时中国肾脏病研究水平较低，他作为会议代表却没有登台发言的资格。这件事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中国人一定要在世界肾脏病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起步维艰。当时，医院科研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荧光显微镜，他就将荧光灯和普通显微镜组装在一起，替代昂贵的荧光显微镜做实验；没有分子生物学检测设备，他就找来水浴锅，人工操作，获取分子生物学数据。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在简陋的实验室里，黎磊石和助手们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取得了一个个试验数据，推出一项项医疗科研成果。

当时，急性胰腺炎死亡率高达60%以上。黎磊石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病主要是血液里会快速产生毒素。他从连续性血液净化入手，采用体外循环治疗技术，连续不断地清除患者机体内的有害物质，获得了成功。

随后，他又将这一技术用于严重感染、创伤及中毒病例的救治，并在国际上首次将血浆免疫吸附用于脂蛋白肾病的治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接着，他又将这项技术成功运用于狼疮性肾炎治疗等领域。

黎磊石在肾脏病治疗领域，用20年走完了发达国家40年发展道路，填补6项肾脏病研究领域国际空白，使我国肾脏病研究和治疗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90年，黎磊石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国际肾脏病学会理事。1993年，他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他多次应邀到美、英、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并多次担任国际肾脏病学会执行主席。

2005年3月，第十届国际血液净化学术会议在圣地亚哥召开，黎磊石再次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上，巨大的屏幕上打出令中国人骄傲的字眼：“血液净化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黎磊石洪亮的嗓音在会场久久回荡，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在黎磊石走向国际医学舞台同时，黎介寿也向世界医学高峰发起冲刺。他把目光盯向了另一个世界医学难题——小肠移植手术。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20世纪60年代肾移植等成功应用于临床，1989年澳大利亚进行了世界首例活体肝移植。然而，惟独小肠移植尚未成功。

这是一次历时8年的艰难跋涉。

黎介寿先从解决动物手术后存活难题开始。他买来两头猪，把铺盖搬进实验室，与猪为伴，饲养、观察、开刀、护理，不间断地记录和分析着每个相关数据。

动物移植手术的成功标志是成活100天。一天晚上，一头术后已成活80多天的猪腔静脉管突然脱落，尽管黎介寿带着学生连夜实施紧急手术，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事实无情：两头猪手术后一头活了82天，一头活了97天。

攻关受挫，黎介寿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沉重。这时，有的学生对他说：“亚洲很多一流医院都没有涉及这个领域，我们搞了3年多也没有多大突破，还是放弃吧！”

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黎介寿说，发达国家一些人瞧不起我们，那是因为我们落后，但我们能甘于落后吗？要攀登医学世界高峰，就必须有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

1992年2月14日，经过1900多个日夜攻关，黎介寿终于首次获得了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

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日子。1994年3月12日，一名叫杜新平的女青年被推进手术室。她患的是短肠综合症。黎介寿站在手术台旁，果断地打开患者腹腔，取肠、修肠、缝合，11个小时后，一段250公分小肠接到她的肠子上。

手术的成功，打破了亚洲小肠移植“零”的记录，使我国器官移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南京总医院成为亚洲惟一能施行这一移植术的医院。

2003年，黎介寿还填补了亚洲肝肠联合移植领域的空白。同年10月，他又成功进行了亲体供肠肠移植，完成了肠功能障碍的系列研究。

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上，世界著名外科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瑞克虔诚地对黎介寿说：“您是目前世界上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我们敬佩您。”

一个在自己身上开刀试验，一个不顾生死亲口尝毒草。兄弟院士以病人需要为课题，紧贴临床实际攻关不止

一场大雪覆盖了南京城，这年冬天特别寒冷。一位13岁的姑娘被担架车推进普外科。这位姑娘患严重肠瘘，尽管黎介寿和他的同事进行全力救治，不久她还是离开了人世。

作为一名主治肠道疾病的医生，花季少女渴求的目光，在他眼前不时闪现，他控制不住流下愧疚的泪水。

肠外瘘是一种严重并发症，当时死亡率高达50%-60%。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科研课题。黎介寿从控制感染、肠液管理等研究人手，对这一世界医学难题发起冲击。一天，他发现有个医生用胶水粘合开裂的笔套，顿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能不能用胶水把肠子瘘口粘合起来？

这个大胆的设想，既令人兴奋，也令他担忧。胶水是化学物质，对人体是否有负作用？试验在自己的身上进行。碘酒、药棉、胶水、纱布，一切就绪，黎介寿关上房门，举起手术刀，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在左大腿划开了，殷红的鲜血汩汩而出。

他将事先调剂好的胶水，一滴一滴地向伤口涂抹……

作为医生，他知道如果出现化学反应，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为了试验数据，为了肠瘘患者，他义无反顾。天道酬勤，一连攻克感染、营养、肠液管理等难关，肠瘘治疗终于获重大突破。

随后，他又将一系列新技术应用于临床，使短肠综合症、重症胰腺炎、放射性肠炎等患者治愈好转率达96.4%。目前，普外科已成为国内惟一的肠瘘治疗中心，形成了肠瘘、移植等12个临床医学研究方向。

相同的追求，演绎了类似的经历。哥哥黎介寿在自己身上开刀做试验，弟弟黎磊石不顾生死尝毒草。

现代肾脏病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30年前几乎是一片空白，曾被列为10大死亡病因之一。一直从事着热带病和血吸虫病研究的黎磊石，毅然走进这个全新领域。

病之所需，力之所能。黎磊石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探索肾脏病治疗的新路。一次，他在查房时发现，一位用雷公藤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治疗前并发的严重蛋白尿突然消失了。

这个偶然的发现，激发了他的创新灵感。存在蛋白尿是肾脏病的表征，雷公藤能否治疗肾炎呢？带着探索医学奥秘的喜悦，他翻开一本本医学书籍，查阅了《本草纲目》等资料，却均无记载。

雷公藤属毒性中草药，易引发急性中毒，严重的可导致死亡。为证实雷公藤对肾炎的疗效和临床安全性，黎磊石决定自己先试一试。听说他要亲口试药，身边的人都想不通：“你经常劝导病人要珍惜生命，怎么自己拿生命开玩笑呢？”

“神农为了治病尝百草，我尝一草又何妨！”黎磊石坚定地说。

黎磊石用雷公藤煎汤，大胆试服，剂量由少到多……他注重科学，更注重科学思维所派生出来的理性感觉。结果表明，雷公藤根部毒性适中，能利尿、消肿，对蛋白尿具有治疗作用。接着，他将雷公藤成功推广到临床治疗，使慢性肾炎有效治疗率达84%。这一成果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此后，他又将一批中草药应用于临床治疗，开辟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新路。

一个内科医生闯入移植手术领域，一个外科医生开辟营养支持新路。兄弟院士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向传统医学挑战

南京胸科医院护士锁玉突发病毒性心肌炎、肝炎，转入南京总医院时相继出现心、肺、肾等6脏器衰竭，生命危在旦夕。据医学检索，世界上还没有6脏器衰竭抢救成功的先例。兄弟院士精心制定抢救方案，黎磊石为患者实施了连续性血液过滤技术，黎介寿运用了肠外营养支持疗法，创造了6脏器衰竭抢救成功的世界医学奇迹。

兄弟院士联手创造这样的奇迹，得益于他们敢为人先不断创新的精神。

随着医学技术不断发展，肾移植手术给肾衰竭病人带来生的希望。为让肾病患者得到更系统的内外科综合治疗，黎磊石决定做肾移植手术。

道有道法，行有行规。内科医生从事外科手术，这无疑是向传统医学挑战。果然，他的想法一出，有人就提出质疑：“肾移植是泌尿外科的事，哪有内科医生拿手术刀的？”

面对别人的反对，黎磊石据理力争：肾脏移植是肾脏病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治疗方式上，就无法突破。要推进医学事业的发展，就要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为了掌握这门技术，黎磊石收集世界上有关肾脏移植的资料，派人到国内当时肾移植技术最好的医院学习，又登门向身为外科专家的哥哥黎介寿请教。

半年之后，在他的主持下，第一例肾移植手术获得成功，为内科肾脏病综合治疗创造了条件。

黎磊石和他的同事们，凭着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超越自我，不仅开创内科医生做肾脏移植手术的先例，还大胆进入由病理医生从事的肾活检领域。

目前，该院肾脏科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肾移植中心之一。肾脏病研究所已累积2万多例肾活检病理诊断标本，数质量为国际之最，被誉为“世界肾活检之王”。

一个医生的眼界有多宽，他的舞台就有多大。为攀登医学高峰，黎磊石从内科走进了外科，实现了事业新的突破；而黎介寿却从外科走进内科，开辟了新的医学天地。

在治疗肠瘘过程中，有道难题一直困扰着黎介寿：病人肠道功能严重障碍时营养无法供给。一天晚上，他在阅读外文杂志时，看到一篇文章中提到从静脉输给病人营养。肠瘘治疗能否通过静脉提供营养呢？这个设想让他激动不已，彻夜难眠。第二天，他就和同事们一道展开研究，并大胆提出把营养支持运用于外科。

这又是对传统医学的离经叛道。许多人不理解：一个外科医生不好好开刀，搞营养支持岂非不务正业。

“墨守成规，拘泥成说，永远成不了事业的巨人。”黎介寿认为，要实现医学发展的突破，就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打破常规的魄力。

当时，人们对静脉营养的临床效果缺乏了解，市场上也没有可供静脉营养所用的器械，怎么办？黎介寿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干到底。第二天，他就从商店买来了钳子、锉子、锤子和尼龙管等，和同事们自己动手干开了……

几易寒暑，几经波折，黎介寿在营养支持理论和临床实践中获重大突破，改进了创伤、感染病人的治疗方法，找到了肠衰竭、胃肠肿瘤、重症胰腺炎等病更有效的治疗途径。

患短肠综合症只剩下30厘米小肠的女青年陈舟，不仅依靠营养支持恢复了健康，1998年9月还生下一健康女婴，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完全依靠肠外营养怀孕生育的“无肠女。”

因小肠只有28厘米被称为“无肠少年”的朱江，通过黎介寿的治疗，成为国内小肠最短、依靠营养支持生存时间最长的短肠患者。

与此同时，黎介寿关于肠外营养研究的学术论文先后在国内外权威杂志发表。一时间，外科营养支持成了全球外科界的发展方向，全国各大医院前来取经者络绎不绝。

目前，该院普外科已成为全国营养治疗中心，每年承担举办两期国家级“营养支持的应用与研究”高级学习班的任务。作为学科带头人，黎介寿在华东、华北、西南等地区12所高校成立了“营养支持的应用与研究”分支机构。

2000年，黎磊石不幸患了恶性肿瘤。这对已70多岁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与他相濡以沫的哥哥黎介寿为弟弟制定了治疗方案，一生为病人治病的黎磊石坦然面对病魔。手术后不久，黎磊石就重回工作岗位。如今7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停下攀登的脚步。

按说，黎介寿和黎磊石早已功成名就，应该颐养天年了，但他们依然瞄准世界医学前沿攀登不止。如今，耄耋之年的兄弟俩又分别承担起“损伤控制性治疗”和“血液净化”两个国家和军队“十一五”重点课题。

满目青山夕照明。在通往世界医学高峰的崎岖小路上，兄弟院士攀登的身影更显出夕阳的壮美！(解放军报冮伯友/丁广阳/葛克友/姜宁)

新闻链接

一门三院士

黎氏一门三院士。大哥黎鳌和小弟黎磊石于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二弟黎介寿于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黎鳌曾任第三军医大学全军烧伤研究所所长，1999年去世。

本文的主人公黎介寿与黎磊石，相同之处颇多。他们同时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毕业后同时参军入伍，同时在南京总医院当医生；同是55岁入党，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时晋升专业技术一级，同时被聘为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样都领衔军队医学重点学科及实验室，同样先后获得“何梁何利奖”、中国医师奖、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不同之处是，黎介寿是普通外科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国际外科学会国家级会员，欧洲肠外与肠内营养学会会员，欧洲消化道外科学会会员；获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发表科研论文500余篇。黎磊石是肾脏病专家，亚太地区肾脏病学会理事，香港内科学荣誉院士，国际肾脏移植学会名誉教授，国际肾脏病学会终身荣誉会员；出版专著12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潘正军、高铭华)

新华网南京６月１３日电 （记者吴陈孟娜李大伟）六朝古都南京的东南角有一座双子建筑。这里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医院，建于１９２９年。
现在，其中的一栋楼是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脏病研究所，黎磊石就在这里工作；而他的哥哥黎介寿在相邻的另一栋楼——普通外科研究所工作。他们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而他们的大哥黎鳌（于１９９９年去世），中国烧伤科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一门三院士的传奇故事如今在南京，在他们的家乡湖南，甚至在全国都广为流传。
黎磊石１９９４年被选为院士。虽然如今已是８１岁高龄，仍坚持每周工作七天。
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他起得很早，每天５：３０准时起床；和其他老人不同的是，他睡得很晚，每天他都要研究病例、撰写论文直到深夜。
这天，有位年轻的姑娘来找他看病。四年前，这位患者曾在军区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主治医师在她的病历上写道：疑似红斑狼疮。因为这一个“疑似”，接下来的四年这位患者找工作四处碰壁。不堪忍受压力的姑娘找到黎磊石，希望他能给下个结论，到底是不是红斑狼疮。
黎磊石检查了她的病历，并把所有的病理切片复查一遍，最后确诊：不是红斑狼疮，只是普通肾炎。
有人说黎磊石完全没必要冒风险下这个结论，他却说他对自己的医术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医生应该把肩膀扛硬一点儿，为病人担起责任”。
事实上，性格坚毅倔强的黎磊石为了病人的利益经常主动承担风险。他回忆说，２００４年９月，一位姓谢的女病人被送到总院，她被周期性浮肿所困扰，其他医院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她被送到南京时，已经陷入了昏迷。
经过检查，黎磊石认为她患了一种世界罕见的肾上腺素瘤，但检查不出在什么位置。根据各种症状，黎磊石判断肿瘤在患者的子宫上，因此建议立刻手术。但患者的父母认为风险太大，拒绝手术。
黎磊石据理力争，并“威胁”说如果家属不同意手术，他就放弃治疗，并承诺说如果他判断错误所有的医疗费由他负责。“我爱我的病人，所以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我甘愿自己承担风险。”
他的判断是对的。手术为谢女士摘除了肿瘤，这是全世界的第六例。三个月后，她康复出院了。
黎磊石说，当一个好的医生，同情心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好医生，”他坚定地说。
因为这位患者的病情非常罕见而且严重，黎磊石记住了她的姓。而大多数人，他并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也不想记住。“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说，要忘记你们救过的病人，但是要记住有哪些人需要你们的帮助。”
黎磊石在肾脏病治疗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从５２岁才转行研究肾病的。之前，他一直从事热带病的研究。“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在那里，他目睹众多村民被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肾炎夺去生命，因此下决心转行。
“我的同事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做傻事，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黎磊石说。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总是这么自信。“我属于创新型的那种，不太安分守己，好为人先；不像黎介寿，他内向，喜欢做精细的手术。”说到哥哥，他的嘴角带着顽童般的微笑。
在同一座建筑的另一栋楼里工作的黎介寿也是医学界的一位领军人物。他是中国肠瘘治疗和小肠移植的鼻祖。
黎介寿评价黎磊石是个自主性较强的人，有自己的主张；而自己更为温和谨慎。“虽然我们性格迥异，但我们都热衷医学研究，对自己的专业倾注了全部的热情。”８３岁的黎介寿是１９９６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
在他工作的病房中，患者们的身上插满管子，有的患者整个腹腔被打开，鲜红的肠子露在外面，病房的味道也很不好闻，给人强烈的视觉和嗅觉冲击。
一位急性胰腺炎患者在经历了四次失败的手术后被送到黎介寿这里，他的整个腹部简直让人惨不忍睹。
黎介寿为他进行了修复性的手术，半个月后，病人逐渐康复了。先前手术造成的肠瘘也慢慢长好，再经过一次植皮就可以基本恢复原状。
肠瘘患者因为粪便外溢到腹腔，通常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常年待在病房的黎介寿身上也经常带着这样的气味。
黎介寿进行小肠移植是从猪身上开始做实验的。这花去了他整整８年的时间，在这８年中，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猪待在一起，做手术、护理、观察。因此他得了个绰号——“猪爷爷”。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聪明，笨鸟先飞，无非是我花的功夫多一点儿。”黎介寿说。经过艰苦的实验，黎介寿掌握了先进的小肠移植技术，并于１９９４年成功进行了亚洲首例小肠移植手术。
医生治病救人，自己却不能将病魔拒之门外。前几年，黎磊石被发现罹患前列腺癌，并发生了骨转移，需要进行颈椎移植手术。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魔和高难度的手术，黎磊石只提了一个要求，让大夫把他的脖子放正“保证我以后还可以正面和病人交谈，给学生讲课。”
负责护理黎磊石的护士任冰说：“在那种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得了手术台，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可是他却提了一个这样的要求。”
幸运的是，黎磊石不仅下了手术台，而且颈部功能也恢复得很好。２００３年，他又投入了工作。
他说他们的大哥黎鳌曾经告诉他们要认真做人，勤奋工作。“长兄如父。”黎介寿说。
黎氏兄弟的父亲１９３７年就去世了，是大哥黎鳌把他们抚养成人，又引入医学领域，最终成就了一门三院士的传奇佳话。

尹佳和她的同事们在午饭时常说的一个经典笑话是，协和医院的住院费比停车费还便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北京报道

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尹佳的办公室不到5平方米，几乎没有办法落脚。尹佳苦笑着说：“还要和副主任合用。看看吧，这就是我们协和医院医生的办公条件。”

2009年，尹佳发表了一篇文章《协和医生再谏医改，改善医生待遇，提高收入效率》，引起了一场关于医生收入的争论。

尹佳认为，“中国医生有钱”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医生和医生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我们医院的绝大部分医生是辛苦、清贫的，而且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年轻医生尤其如此。”

她对医疗改革的期望是：“要让医生也找回尊严。”

今年春节前，尹佳听到一个消息：公立医院改革之后，医生们可能就要拿定额工资了。

这个消息让一直希望提高医生服务费用的她产生了一丝莫名其妙的感觉。“难道改来改去，又回到大锅饭时代了？”虎年春节将至的这段时间里，尹佳为这个问题颇有些纠结。

终于报上了12万个税

目前北京市各医院医生的挂号费都执行一个1999年制定的价目表：分为5元、7元、9元、14元四等。

一般情况下，拥有正高职称10年以上的知名医生挂号费才能收到14元。尹佳评上正高职称刚刚三年，她的挂号费现在还在9元这一档上。“这9块钱里，我自己拿不到一半，其余部分都要交给医院。”

不过去年，协和医院为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把挂号费全部分配给医生。一名副教授一天看30个病人，收入210元。最终对医生们的收入产生明显影响的，是特需门诊费的提高。

过去，尹佳特需门诊的挂号费是200元，去年调整到了300元。而且按照协和医院的新规定，35%给医生，比过去提高了10%，“也就是说，300块钱里我能拿到105块。”

国家规定医生出特需门诊不能超过总出诊数的10%。即便如此，对尹佳来说这也是一笔重要的收入。

“2009年我第一次开始报12万以上的个人所得税了。”这对于尹佳的工资水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尹佳觉得，这种鼓励政策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如果协和医院能够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医生们在虎年的工资一定会比去年还高。

“世界上的好医生都是靠技术手段谋生，而不是开器械和开药。”尹佳坚持认为，要拉开医生收入的差距，才能起到激励作用。

她告诉本刊记者，协和医院一些老专家的挂号费，在“号贩子”那里能从14元“倒”到3000多元钱，“说明他值这个钱，如果医院把他的挂号费号变成500块钱一次，想找他看病的人也不会少，他的收入也会大大改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不少医生会在周末为了一两千元飞到外地的药厂医院讲课或者做手术。

天使也是要吃饭的

尹佳觉得现在的年轻医生们更辛苦了：只拿两三千元工资，一周每天都出门诊，还要买房、买车，“为生计都累死了，哪有力气搞研究?”

她的结论是，医生需要有一个优越的物质生活的职业。“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医生的劳动，这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实际的东西。”

所以对于公立医院医生要拿固定工资的说法，她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如果把医生的工资规定死了，还能有效率吗？我做50个手术和做100个手术都是这些钱，那谁还有积极性呢？又变成了大锅饭，最后只会成为死水一潭。”

对于实现医生的价值，尹佳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她认为，感冒不应该由协和医院的医生治疗。“每个人，不管他有钱没钱都想找最好的大夫，获得最好的治疗用最好的药，协和医院现在和社区医院的收费是一样的，结果就是全国人民都去协和看病，我们医生的压力特别大。”

尹佳觉得，实行医改以后，不同的医疗机构应该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服务、收取不同的费用。“有的人愿意用钱去买到更好的医术或者服务，这是可以提供的。对医生和患者，都是有好处的事情。”

尹佳说：“现在很少有官员家庭的子女学医，因为医生工作又苦又累还清贫。怎么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呢？人们觉得医生应该都是天使，问题是天使也要吃饭。”

尹佳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和协和医院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以后养老要靠在协和，住的是协和分的房子，这种联系太牢靠了。”她认为，要把医生和医院分离开，在医改实施中实现是有困难的。

医改中提出医生多点执业，目的是要平衡医疗资源，解放医生，同时增加医生的收入。尹佳说，不同医院、不同专业的医生对这个政策的态度各不相同。

“我们这儿医院自己的病人都看不完。还承担很多科研任务和大课题，还要带学生，准备学术会议??自己任务完成都很吃力了，一到星期天就想睡觉，没有精力，对多点执业兴趣不大。”但她觉得，手术科室的医生可能会希望多点执业，那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手术机会。

尹佳说，目前多点执业的政策似乎是仅限于向下走，去县医院或者社区诊所。但她这样的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们肯定不愿意， “挂号费治疗费水平跟协和差不多，我们下去干吗？”

现在，广东在推行多点执业的时候就遭遇尴尬，没有医生来登记报名多点执业，很多医生都对这个政策不感兴趣。

“如果要医生多点执业，又严格限定他的收入，出诊费还是那么低，怎么可能吸引医生？”尹佳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对大医院医生有吸引力的就是去私人医院“执业”，“多点执业施行以后，实际对公立医院是一个挑战。私人医院会花大价钱挖走一些知名的专家。”

国家扮演什么角色

这次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明确的是要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提高诊疗费、降低检查费。

对提高服务费用一项，尹佳举双手赞同。“医生手术的收入都很低。一个切除阑尾的手术300元左右，胃癌胃部切除手术900元左右，心脏手术2000元左右，这个价目表上是1999年制定的，物价都变了多少回了，这个收费标准却一直没有变过。”

尹佳和她的同事们在午饭时常说的一个经典笑话是，协和医院的住院费比停车费还便宜。

“协和在黄金地段，停车费一小时5元，一天得好几十。我们的床位费是一天28元。现在病房几乎都是亏损的。”

在这28元钱里，医生能得到7元。尹佳觉得非常不合理：需要值夜班的“住院医生”高风险、高投入、高脑力劳动地工作了一天，“住一个病人就分7块钱？”

对于取消药品加成、降低检查费用，尹佳觉得这件事对公立医院来说颇有些难处。“在我们医院，药品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38%左右，比例在全国公立医院中大概是最低的了。一般的医院都能达到50%。”

她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日前，北京市八家重点医院的核算显示，在20000多个收费项目里，有57%是亏损的，有43%是盈利的。结论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必须卖药挣钱。

改革的这几个项目，看起来纠缠在一起：药品、检查费用降下来，如果医生的服务费没有提高，那么患者还没享受到低价医疗，医生和医院就先“阵亡”了。

如果医生的服务费提高，药品、检查费用没降，医改就无法达到目标。

协和医院还没有开始实行公立医院改革，但是尹佳对于利益重新分配后的格局，总感觉惴惴不安。

她粗略算了一下，如果把这部分收入和药费降低，北京的医院就得损失一个天文数字，“医生诊疗费得涨多少才能补充上这个缺口？如果两部分利益没有很好衔接，我今年的工资也要大幅度下降了。”

“这是一场拉锯战，就看国家对医疗的投入能持续多久。”尹佳觉得，国家在这个改革中的角色不该只是出政策、做计划。

她觉得，国家的投入应该更倾向于保障人们的基本医疗需求，做到所有的人病有所医，但对那些有更高医疗需求的人们，应该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来补充。

这样既可以解决国家投入有限的问题，也可以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改变支付医生技术劳动的机制，真正调动医生的积极性。

尹佳今年还想搞好几个大的项目研究，搞好科室的管理。至于自己的经济收入，她说：“随遇而安。”

 

● 于泽远 北京

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央视春晚）引发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央视自己的调查声称，观众对春晚的满意度高达80%，但一些网络调查的结果却与其大相径庭。央视春晚的“金字招牌”赵本山更陷入舆论抨击的漩涡。

中新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截止昨天，有35.5%的网友认为今年春晚“不如往届，退步了”，31.1%的网友选择“一般般，没进步也没退步”，更有18.8的网友声称“很不喜欢，十分厌恶”，认为“整体感觉比往届出色，很喜欢”的网友仅占14.6%。

在今年春晚几十个节目中，最受非议的当属屹立春晚20年不倒的喜剧明星赵本山。他所表演的小品《捐助》因内容平淡，语言乏味，以及插入广告过多而遭到广泛炮轰。在凤凰网站发起央视春晚“最烂节目”评选活动中，短短的20多小时里，投票人数超过13万，结果显示，赵本山的《捐助》获得6万多票，占总票数的47%，拔得“春晚最烂节目”头筹。

同时，批评赵本山《捐助》的文章也充斥各大网站，赵本山长期以来以东北方言和乡村式幽默打造的“小品王”形象由此跌至谷底。

从1990年小品《相亲》一炮成名，到1999年被称为小品经典的《昨天，今天，明天》，再到2001年的《卖拐》系列，以及2009年的《不差钱》，赵本山的小品历来是央视春晚的最大看点。不夸张地说，大量观众看春晚就是要看赵本山。正如今年春晚的总导演金越所说，赵本山的小品成功了，春晚就成功了。

赵本山成了央视春晚的“镇山之宝”和成功保证，不仅给赵本山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春晚带来极大风险。每年春晚要出好作品早已使赵本山不堪重负，身心疲惫。多年来，赵本山的搭档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老赵却难以急流勇退，只能勉力支撑。今年，他终于遭遇20年来最大的“滑铁卢”——“金字招牌”轰然倒地，央视春晚将何去何从？

有人说，过年了人们需要的是开心与快乐，春晚只要让人轻松愉快不就万事大吉，有什么难的？其实不然！事实上，春晚早已不仅是一台晚会，更是一种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元素于一体的国家仪式。

1980年代中期以来，看春晚、过大年已成为众多中国人的“新民俗”。由于央视春晚庞大的观众群和影响力，主流势力和各路人马都要挤进春晚一显身手：政治上，春晚必须弘扬“主旋律”，突出国泰民安、社会和谐，是歌颂执政党、教育人民群众的大好时机；经济上，商家们为争夺春晚时段的广告和插入春晚节目竞相抬价，坐拥春晚平台的央视可以大赚特赚，与各路商家“共赢”；文化上，由于春晚是走红的最佳舞台，演艺界人士多把上春晚上作为莫大荣誉，不惜代价只为在春晚上“露一脸”。

如此庞杂的因素固然让春晚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但也给了它巨大的“造星”和“吸金”功能。例如，春晚编导虽然要承受众口难调的压力，但也拥有部分“捧谁不捧谁”的生杀大权（部分“主旋律”演员必须捧）；赵本山固然不堪重负，但春晚积累的名气早已让他变成富甲一方、弟子遍天下的超级“大腕（明星）”。尽管非议不断，老赵仍坚持在春晚当“钉子户”，固然是由于历年春晚编导的强力挽留，但恐怕也与春晚对艺人的“磁石效应”密不可分。

有人说，央视春晚今年演砸了，明年干脆就别办了——这种说法显然是把复杂的春晚简单化了。明年央视会不会办春晚？答案很简单：肯定办！哪怕没有赵本山，哪怕淹没在口水中，央视春晚也要办！因为，春晚不仅属于央视，还属于附加在它身上的政治、经济与文化。